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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

2019年9月4日,聯合國發布了《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其副標題為“價值創造和捕獲: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該報告英文全文有近200頁,同時也發布了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語、俄語的概述,中文版概述有20多頁。

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概述

價值創造和捕獲: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今年的《數字經濟報告》(前稱《信息經濟報告》)審視了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中創造價值和捕獲價值的空間。報告特別關注這些國家作為生產者和創新者利用數據驅動經濟的機會,但也關注它們面臨的限制,特別是在數字數據和數字平臺方面。

這個議題是及時的,因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只剩下十年時間了。數字干擾已經致使在創紀錄的時間內創造了巨大的財富, 但這些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國家、公司和個人手中。與此同時,數字化也給處于各種發展水平的國家的決策者帶來了根本 挑戰。利用數字化為大多數人而不是僅僅為少數人謀利,需要 創造性思維和政策試驗。還需要加強全球合作,以避免收入差距擴大。

數字經濟擴張的驅動因素是數字數據和數字平臺

在收集、使用和分析大量機讀資料(數字數據)的能力推動下, 數字經濟繼續以極快的速度發展。這些數字數據來自在各種數字平臺上開展的個人、社會和商業活動的數字足跡。代表數據流的全球互聯網協議(IP)流量從1992年的每天約100千兆字節 (GB)增長到2017年的每秒45,000千兆字節。但這個世界還只 是處于數據驅動經濟的早期,在首次上網的人越來越多和物聯 網擴張的推動下,到2022年,全球互聯網協議流量預計將達到 每秒150,700千兆字節。

數據收集和使用的發展和政策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涉及的數據類型:個人數據或非個人數據;私人或公共;用于商業或政府目的;自愿提供、觀察到的或推斷出的;敏感或不敏感。一個全新的“數據價值鏈”已經形成,其中包括支持數據收集、從數據產生見解、數據存儲、分析和建模的公司。一旦數據轉化為數字智能并通過商業用途貨幣化,就創造出了價值。

 

平臺化是第二個驅動因素。在過去十年里,世界各地出現了大 量使用數據驅動商業模式的數字平臺,因而擾亂了現有行業。按市值計算的全球八大公司中有七家都使用基于平臺的商業模式,這個事實就體現了平臺的力量。

數字平臺提供了讓一組參與者聚集在一起進行在線互動的機 制。這類平臺可分為交易平臺和創新平臺。交易平臺是以在線基礎設施支持不同多方之間交換的雙邊/多邊市場。它們已經成 為主要數字公司(如亞馬遜、阿里巴巴、臉書和易趣)以及為數 字帶動的部門提供支持的公司(如優步、滴滴出行或愛彼迎)的 核心商業模式。創新平臺以操作系統(例如安卓或Linux)或技術 標準(例如MPEG視頻)的形式為代碼和內容制作者開發應用程序 和軟件創造環境。

以平臺為中心的企業在數據驅動型經濟中具有主要優勢。由于既是中介,又是基礎設施,它們有能力記錄和提取與平臺用戶之間的在線行為和互動相關的所有數據。數字平臺的發展與它們收集和分析數字數據的能力直接相關,但它們的興趣和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如何將這些數據貨幣化以創造收入。

從地理上看,數字經濟的發展極不均衡

數字發展將對幾乎所有可持續發展目標產生影響,并將影響所有國家、部門和利益攸關方。當今世界,連通力不足的國家和 高度數字化的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例如,在最不發達國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聯網,而在發達國家,五分之四 的人使用互聯網。這只是數字鴻溝的一個方面。在其他領域, 如利用數字數據和前沿技術的能力,差距要大得多。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合起來擁有的主機代管數據中心占世界總數的不到5%。這種鴻溝如果不加以解決,將加劇現有的收入不平等。因此,必須考慮在價值創造和捕獲方面,發展中國家如何受這種演變/革命的影響,以及應該做些什么來改善現狀。

數字經濟的經濟地理沒有顯示出傳統的南北鴻溝。它一直由一個發達國家和一個發展中國家共同領導:美國和中國。例如, 這兩個國家占了區塊鏈技術相關專利的75%,全球物聯網支出的50%,以及全球公共云計算市場的75%以上。或許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們占全球70個最大數字平臺市值的90%。而歐洲在 其中的份額為4%,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總和僅為1%。七個“超級平臺”——微軟,其次是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騰訊、 阿里巴巴——占據了總市值的三分之二。因此,在許多數字技術發展方面,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遠遠落后于美國和中國。當前的貿易摩擦部分反映了對前沿技術領域全球主導地位的追求。

數字經濟中的價值是什么?

數字經濟的擴張創造了許多新的經濟機會。數字數據可用于發展目的,也可以用于解決社會問題,包括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問題。因此,它可以幫助改善經濟和社會成果,成為創新和生產力增長的動力。平臺促進交易、建立網絡以及信息交換。從商業角度來看,通過數字化實現所有部門和市場的轉型 可以促進以更低的成本生產更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此外,數字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造價值鏈,并為增值和更廣泛的結構變革開辟新的渠道。

但是積極的結果絕不是自動獲得的。所實現的任何價值都不可能僅僅因為數字化有潛力支持發展就得到公平分配。即使個人、企業和國家沒有——或者只是部分地——參與數字經濟,它們仍然可能間接受到不利影響。數字技能有限的工人會發現, 與那些對數字經濟準備更充分的工人相比,自己處于劣勢,現 有的本地公司將面臨來自國內外數字化公司的激烈競爭,各種 工作將因自動化而喪失。凈影響將取決于各國及其利益攸關方 的發展水平和數字準備程度。這還將取決于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各級通過和執行的政策。

對價值創造和捕獲的影響可以在若干經濟層面(例如生產率、附加值、就業、收入和貿易),針對不同的行為者(工人、中小微 企業、平臺和政府)以及數字經濟的不同組成部分(核心、窄范 圍和寬范圍)加以考慮。下表匯總了數據驅動型經濟按行為者類 型和數字經濟不同成分分列的潛在影響。

數字經濟的價值難以衡量

衡量數字經濟以及相關的價值創造和捕獲充滿困難。首先,數字經濟沒有被廣泛接受的定義。第二,缺乏關于其關鍵組成部分和層面的可靠統計數據,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盡管目前正在采取一些舉措來改善這種狀況,但這些舉措仍然不夠充分,并且很難應對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

根據定義的不同,數字經濟的規模估計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4.5%至15.5%之間。就信息和通信技術(信通技術)部門的附加值而言,美國和中國合起來幾乎占世界總量的40%。然而,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來看,中國臺灣省、愛爾蘭和馬來西亞的信通部門規模最大。信通技術部門的全球就業人數從2010年的 3,400萬增加到2015年的3,900萬,其中計算機服務占最大份額 (38%)。同期,信通技術部門在就業總數中的份額從1.8%上升到2%。

在信通技術部門,計算機服務是最大的組成部分,占總附加值的40%。全球計算機服務業由美國主導,它在該行業附加值中 所占份額幾乎與排在其后的九大經濟體的總和相當。在這方 面,發展中國家中印度占有的份額最大。計算機服務是唯一一 個在所有地區都不斷增長的分部門,也是該部門就業的主要驅 動力之一。信通技術制造業的附加值高度集中在東亞(以中國為首),更多發展中國家從這一部門捕獲價值的空間可能有限。

過去十年中,全球信通技術服務和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的出口 增長速度遠大于整體服務出口的增長速度,反映了世界經濟的 日益數字化。2018年,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出口達到2.9萬億美 元,占全球服務出口的50%。在最不發達國家,此類服務約占 服務出口總額的16%,從2005年至2018年,增長了兩倍多。

數字平臺力量日益增長具有全球影響

數字平臺在世界經濟中越來越重要。2017年,市值超過1億美元的平臺公司的總價值估計超過7萬億美元,比2015年增長了 67%。一些全球數字平臺在某些領域取得了非常強勁的市場地位。例如,谷歌擁有大約90%的互聯網搜索市場。臉書占據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社交媒體市場,是全球90%以上經濟體排名第一的社交媒體平臺。亞馬遜在全球在線零售活動中占有近40% 的份額,其亞馬遜網絡服務在全球云基礎設施服務市場中也占有類似的份額。在中國,微信(騰訊所有)擁有超過10億的活躍用戶,其支付解決方案與支付寶(阿里巴巴)合起來幾乎占領了中國整個移動支付市場。與此同時,據估計,阿里巴巴擁有中國電子商務市場近60%的份額。

有若干因素可以幫助解釋這些數字巨頭迅速崛起的原因。第一個與網絡效應有關(即平臺上的用戶越多,對每個人來說就越有 價值)。第二是平臺提取、控制和分析數據的能力。和網絡效應一樣,更多的用戶意味著更多的數據,更多的數據意味著有更 強的能力來擊敗潛在的競爭對手并利用先發優勢。第三,一旦平臺開始獲得關注并開始提供不同的集成服務,用戶轉向替代服務提供商的成本就會開始增加。

全球數字平臺采取了一些鞏固其競爭地位的舉措,包括收購潛在競爭對手,并擴展進入互補產品或服務領域。數字平臺公司的主要收購包括微軟收購領英和臉書收購WhatsApp。Alphabet(谷歌)和微軟分別通過收購摩托羅拉和諾基亞,對電信設備進行了投資。主要平臺還在零售業、廣告和營銷業以及非住宅房地產領域進行了其他大型收購。

其他舉措包括對研發進行戰略投資,并在國內和國際決策圈進行游說。與此同時,也在探索傳統部門的跨國企業和全球數字平臺公司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例如,沃爾瑪與谷歌合作使用谷歌助理;福特和戴姆勒加入了百度的阿波羅平臺;谷歌與沃爾沃和奧迪建立了安卓汽車平臺;通用電氣與微軟建立了伙伴關系,以使用其Azure云服務;英特爾和臉書正在合作開發一種新的人工智能芯片。

將數據轉化為數字智能是成功的關鍵

數據已經成為創造和捕獲價值的新經濟資源。數據控制對于將 數據轉化為數字智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幾乎每一個價值鏈中,收集、存儲、分析和轉換數據的能力都會帶來額外的力 量和競爭優勢。數字數據是所有迅速出現的數字技術的核心, 如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云計算和所有基于互聯網的服務。所以,以數據為中心的商業模式不僅被數字平臺采用,而且越來越多地被各個行業的領先公司采用,也就不足為奇了。

發展中國家的本土公司如果能夠使用全球性平臺提供的服務,就能從中受益。在某些情況下,本地知識(例如,搜索習慣、交通狀況和文化差異)也可以給植根于本地的數字平臺帶來優勢, 使它們能夠提供適合本地用戶的服務。然而,由于前文所述的競爭態勢,試圖擴大規模的發展中國家平臺通常面臨一場艱苦 的戰斗。全球性數字平臺的主導地位、對數據的控制以及創造和捕獲隨之而來的價值的能力,往往會進一步加強集中和整合,而不是減少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

事實上,在全球“數據價值鏈”中,許多國家可能發現自己處于從屬地位,價值和數據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全球性平臺和其他 領先的跨國公司手中。處于各種發展水平的國家有可能只能成 為這些數字平臺的原始數據提供者,同時不得不為平臺所有者利用這些數據產生的數字智能付費。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打 破常規的思維,以找到數字經濟的另一種配置,能夠帶來更平 衡的結果,并更公平地分配來自數據和數字智能的收益。

為了讓數字經濟為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服務,需要實施政策

技術是非確定性的。它既創造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政府有責任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密切對話,通過定義游戲規則來引領數字經濟。這反過來又需要對理想的數字未來有一個合理的認識。決策者需要做出選擇,幫助扭轉當前數字經濟造成的不平等和權力失衡加劇的趨勢。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需要調整現有的政策、法律和法規,和(或)在許多領域采用新的政策、法律和法規。對大多數國家而言,數字經濟及其長期影響仍是未知領域,而政策和法規一直跟不上經濟和社會中正在發生的快速數字變革。即便在發達國家,嘗試和測試過的方法也很少。

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非常規的經濟思維和政策分析。對策需要 考慮到服務化造成部門間界限的模糊,以及在數字服務和產品 跨境貿易方面執行國家法律和法規的難度日益增加。它們還應 該探索本土價值創造和捕獲的新途徑,并通過數字化進一步進行結構轉型。

雖然有些問題可以通過國家政策和戰略解決,但數字經濟的全球性質要求在國際一級開展更多的對話、建立共識和決策。在這個階段,關于如何應對數字經濟,問題比確定的答案多得多。鑒于相關統計數據和經驗證據的缺乏,以及技術變革的快速步伐,需要不斷重新評估調查結果和應對政策。

提高對創造和捕獲價值的準備程度

國家政策在幫助各國為數字時代的價值創造和獲取做好準備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鑒于數字化的跨部門性質,整個政府的反應對于制定和執行旨在確保利益和應對挑戰的政策十分重要。確保連通的可負擔性和可靠,對于在數字經濟中創造和 捕獲價值至關重要,而這仍然是許多最不發達國家的一項重大 挑戰,特別是在農村和偏遠地區,需要予以關注。通過確定需要改進的領域和可以幫助緩解瓶頸的政策干預,貿發會議的電子貿易準備程度快速評估可以成為最不發達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一個有用的起點。

推動數字部門和數字帶動部門的創業是本土價值創造的關鍵所在。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數字創業者在擴大活動規模時面臨各種障礙。全球的數字競爭對手已經占據了最具擴展性的數字產品類別。以數字方式服務本地市場通常需要建立混合的數字-模擬流程,這種流程與更先進經濟體中數字平臺使用的策略相比,“輕有形資產”程度較低。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機會可能尤其集中于地方和(或)區域數字商品和服務市場。政策可以尋求激勵一個區域內的不同集群發展互補和深入的技術知識庫。難以在其他地方復制的、 本地需要的、可以在某個地點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傳輸或復制的數字產品,或許蘊含著最大的潛力。政府可以減少對黑客馬拉松和訓練營或高關注度項目(如科技園)的側重,而更多地側重 于通過導師計劃、職業培訓、學徒制和實習制來促進創造隱性創業知識。

政府還應該考慮在這一領域增強女性創業者權能的各種方式。指導、建立關系網并為她們樹立榜樣可以幫助克服固有的性別偏見或文化規范,這些偏見或規范可能限制婦女在電子商務和數據驅動技術領域自信地啟動或維持項目的能力。

從數字經濟中獲取價值不僅需要更強大的數字部門,還需要更廣泛的努力,使所有部門的企業都能利用數字技術。以最不發達國家為例,這與農業和旅游業尤其相關。投資于信通技術的公司通常更具生產力、競爭力和盈利能力。然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許多小企業所有者缺乏利用數字連通力開展業務的能力、技能和意識。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方法是將信通技術技能發展納入一般的企業管理培訓課程。各國政府還應考慮與私營部門合作,就如何利用數字平臺向中小微企業提供更多培訓。

利用數字數據的政策

在價值創造方面,那些將數字數據轉化為數字智能和商業機會 的能力有限的國家顯然處于劣勢。為了防止對數據驅動的全球 經濟日益依賴,國家發展戰略應尋求促進數據價值鏈中的數字 升級(增值),并提高本國“提煉”數據的能力。這可能要求國 家政策更好地抓住機遇,并應對與數字數據擴展相連的風險和挑戰。關鍵的政策問題包括如何分配對數據的所有權和控制 權,如何建立消費者信任和保護數據隱私,如何監管跨境數據流,以及如何建立利用數字數據促進發展的相關技能和能力。

為確保更公平地分享數字數據帶來的經濟收益,提出了各種建議。其中有些側重于向通過個人數據市場或數據信托與平臺共享數據的個人提供報酬。另一些呼吁使用集體數據所有權和數 字數據基金作為新的“數字數據共享資源”的基礎。將有必要對這種種選擇進行試驗,并評估它們的可行性和各自的利弊。

數據隱私和數據安全需要特別關注。各種安全安排對于防止故 意濫用數據非常重要。需要制定法律和法規來打擊盜竊個人數 據行為,為可以收集、使用、傳輸或刪除哪些個人數據及采取 的相關方式制定規則,并確保數據驅動的商業模式為整個社會帶來收益。2018年5月生效的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是目前 最全面的數據保護方針,具有全球影響。

數字時代要求更新競爭政策和稅收政策

鑒于數字經濟的聯網效應和市場集中趨勢,競爭政策必須在創 造和捕獲價值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需要對現有框架進行調整,為數字時代有競爭力和可競爭的市場做準備。目前反壟斷 法規中占主導地位的方法依據的是,衡量較高的價格對消費者 造成的傷害。這種方法應該得到擴展,加入例如消費者隱私、 個人數據保護、消費者選擇、市場結構、轉換成本和鎖定效應 之類的考慮。此外,應制定適當的競爭政策,并在區域或全球框架內實施。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使競爭法的執行對占主導地位的數字參與者更加有效,例如,仔細界定相關市場、評估市場力量濫用的可能性和更新兼并審查工具。如果所提供的服務可比作公用事業,監管應被視為確保對所有企業的開放和公平準入的工具。無論選擇哪種方法,發展中國家都需要加強其執行競爭政策的 能力。在處理濫用性做法和兼并審查,以及確保主要平臺在公 平的條款和條件下向當地和區域公司開放方面,區域和全球一級的努力可能更加有效。

稅收是價值捕獲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各國正在重新思考如何分配稅收權,以防止在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中對主要數字平臺征 稅過低的可能性。觀察人士指出,目前,利潤征稅地與價值創造地及方式之間存在不匹配現象。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全球 數字平臺的市場,其用戶對創造價值和利潤做出了重大貢獻, 這些國家的主管部門應該有權對此類平臺征稅。在經合組織的主持下,正在審查不同的備選方案,目標是在2020年底前就解決方案達成共識。隨著未來幾年稅收形勢的演變,必須確保發展中國家廣泛和更具包容性地參與關于數字經濟稅收的國際討 論,包括加強聯合國國際稅務合作專家委員會。

承認速度、靈活性和國際支助的必要性

如果得不到解決,連通力不足的國家和高度數字化的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將進一步擴大,而現有的不平等將會加劇。數字鴻溝、準備程度的差異以及數字經濟中市場力量的高度集中,都表明需要新的政策和法規,幫助更公平地分配正在進行的數字轉型過程中獲得的收益。這將不是一件易事。

數字化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不同的國家,每個政府都需要政策空間來規范數字經濟,以實現各種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數字數據的處理和監管十分復雜,因為它們涉及人權、貿易、經濟價值創造和捕獲、執法和國家安全。制定兼顧到這些不同層面的政策是困難的,但仍然是必要的。此外,確保收益的有效分 配,以及應對數字化顛覆,將需要更多的社會保護措施和努力來重新培訓工人的技能。

與此同時,有一些政策調整在區域或國際一級加以應對可能更為有效。這適用于數據保護和安全、跨境數據流、競爭、稅收和貿易等。找到適當的解決辦法需要在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下加強國際合作和政策對話。任何共識都需要有充分的靈活性,以便所有國家都能參與。

鑒于所涉問題的復雜性和新穎性,以及技術變革的持續快速步伐,有必要進行政策試驗,以評估不同選擇的利弊。使用監管沙盒可以成為邁向全面國家、區域或全球解決方案的第一步。

發展界需要探索更全面的方式來支持在數字經濟中落后的國家。為了確保數字轉型有助于獲得更加普惠的成果,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努力應該得到更多國際支持的補充。發展伙伴迫切需要將數字層面納入它們的援助政策和戰略。援助的宗旨應該是縮小數字鴻溝,加強對價值創造有利的環境,建設私營和公共 部門的能力,支持通過和執行相關法律和法規來促進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中的價值創造和捕獲,從而增強信任。

文章轉自:兩化融合服務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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